1934年，中共中央領導中央紅軍主力踏上戰略轉移的漫漫征程，開始了艱苦卓絕的長征。

長征，是中共黨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也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事件之一。美國時代生活出版公司出版的《人類1000年》一書，公布了公元1000年至公元2000年1000年間人類歷史進程中發生的100個重大事件，中國入選了3個，其中之一就是1934年的長征。

長征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氣吞山河的英雄壯舉，是中華民族英勇奮斗的壯麗史詩。

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全會討論了博古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錯誤地斷定中國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勢”，繼續堅持過左的土地政策，將“左”傾錯誤發展到頂點。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選舉產生了中央書記處，博古仍負總的責任。

此時，經過半年多準備的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自任總司令，決定首先以50萬兵力，分幾路“圍剿”中央根據地的紅軍。1934年1月，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發起異常兇猛的軍事進攻。4月，國民黨軍隊逼近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廣昌，中央蘇區在軍事上已陷入四面合圍。

面對國民黨重兵進攻，毛澤東、張聞天等人都不主張紅軍與敵軍死打硬拼。但博古信賴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沒有采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堅持“堡壘對堡壘”和“短促突擊”戰法，命令紅軍主力堅守廣昌。博古和李德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的名義發布《保衛廣昌之政治命令》，要求紅軍同敵人“決戰”。紅三軍團軍團長彭德懷憤怒地講：“如果固守廣昌，少則兩天，多則三天，三軍團一萬二千人將全部毀滅，廣昌也就失守了。”

4月27日，國民黨軍向廣昌發起總攻。當晚，紅軍被迫撤出廣昌。廣昌戰役持續18天，是第五次反“圍剿”中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戰役，紅軍傷亡5000多人，占參戰總兵力的1/5。這次戰役的慘敗，宣告了李德的“短促突擊”戰法徹底破產。

1934年5月，中央書記處作出放棄中央蘇區，進行大規模軍事轉移的決定。隨后，中央將這一決定報告了共產國際。不久，共產國際復電同意。

中央紅軍的行進方式是“甬道式”。走在隊伍中間的是兩個軍委縱隊，在其前后左右，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分別位于軍委縱隊前方的左右兩邊開路，第八軍團和第九軍團分別位于軍委縱隊的左右兩側護衛，第五軍團在軍委縱隊的后面擔任后衛。

中央紅軍長征突破的第一道封鎖線，是贛南安遠、信豐間的粵軍防線。

粵軍在與中央蘇區交界的防線部署了東、西兩個戰斗群。粵軍這樣做，是想讓中央紅軍不要入粵。8萬多紅軍入粵，絕非粵軍所能力敵；數十萬蔣軍再跟隨入粵，他在廣東數年經營的成果必然毀于一旦。此前，周恩來派潘漢年、何長工為代表，與粵軍的代表談判，達成五項停戰協議，最重要的就是粵軍與紅軍互不侵犯。雙方達成協議后，粵軍在湘粵邊境劃定通路，讓紅軍從安遠、信豐間通過。10月25日前后，中央紅軍突破了國民黨軍隊第一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長征突破的第二道封鎖線，是湘南汝城、粵北仁化之間的湘軍、粵軍防線。

仁化縣城口鎮是個隘口，南面的粵軍嚴陣以待，北面是無路的大山，這里是中央紅軍西進的唯一通道。經過激烈戰斗，紅軍占領了城口鎮。紅軍前鋒部隊以每天百余里的速度開辟通路，11月8日，紅軍通過了汝城以南地域。在粵軍和湘軍混亂而單薄的防守中，紅軍通過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突破的第三道封鎖線，是湘南良田、宜章間的湘軍防線。

由于中央紅軍通過兩道封鎖線很快，致使何鍵部因時間倉促，分散于衡陽以南的粵漢鐵路、湘桂公路線上各要點的兵力，來不及向湘粵邊境靠攏。11月15日左右，紅軍全部通過良田至宜章間的第三道封鎖線。

中央紅軍突破的第四道封鎖線，是桂北全州、興安間的湘江防線。

這是蔣介石真正清醒過來之后，精心布置的一道防線。11月12日，在紅軍向第三道防線挺進之際，蔣介石發布命令：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岳為前敵總指揮，指揮湘軍與中央軍16個師77個團“追剿”中央紅軍。國民黨軍隊五路大軍近25萬兵力，前堵后追，左右側擊，向中央紅軍實施四面合圍，于湘江東岸與紅軍決戰。能否突破湘江防線，紅軍生死存亡在此一舉。

中央紅軍西渡湘江的渡口，在廣西東北部的全州到界首之間。1934年11月27日，軍委縱隊距離湘江渡口界首還有80公里。因沒有輕車簡從，80公里的路竟然走了整整4天。這種緩慢行軍，讓紅軍官兵在湘江上構成的一條走廊式通道等待了3天。中國革命異常慘烈的戰斗在這3天里發生了。

11月29日，周恩來和朱德趕到湘江邊上的界首。根據他們的計算，即使到12月1日，軍委縱隊也不可能全部渡過湘江。此時，湘軍進攻兵力超過紅軍阻擊兵力的10倍以上。周恩來和朱德要求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無論如何要把敵人頂住，確保湘江上的通道完整和暢通。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紅軍總政治部聯名致第一軍團和第三軍團的電報中講：“我們不為勝利者，即為戰敗者，勝負關系全局。”

11月30日上午，軍委縱隊的人馬陸續到達湘江渡口。12月1日，中央紅軍阻擊陣地上的告急電報一封接著一封，阻擊戰到了白熱化狀態，決定黨中央和紅軍生死存亡的最后時刻到了。

紅一軍團第二師在距離全州16公里處的腳山鋪一帶構筑了第一道阻擊陣地，沖擊上來的湘軍黑壓壓的一大片，把整個山坡都蓋滿了。湘軍一輪又一輪地沖擊，紅軍一次又一次地反擊，廝殺聲整整一個白天沒有間斷。聶榮臻政委提出戰斗口號：生死存亡在此一戰。

紅三軍團第五師奉命在距離湘江渡口70公里的新圩構筑阻擊陣地，這是桂軍向北攻擊湘江渡口的必經之地。軍團長彭德懷給師長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在這里堅持4天。戰斗異常慘烈，師參謀長犧牲了，師長李天佑拿起駁殼槍沖出指揮所，政委鐘赤兵在15團團長、政委都負傷的情況下，沖出指揮所向15團的陣地沖過去。

紅三軍團第四師在界首構筑阻擊陣地，這里距離軍委縱隊的渡江地點只有幾里地，這里被燒成一片火海。位于最前沿的10團團長犧牲后，軍團長彭德懷沖出指揮所奔上前沿，被在第四師前沿指揮的師政委黃克誠攔住。

第八軍團是中央紅軍長征之前在蘇區倉促組建的部隊，幾乎全部由沒有任何戰斗經驗的新兵組成。這個軍團的阻擊戰打得特別慘烈，這支從中央蘇區出發時1萬多人的部隊，最后回到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的戰斗人員僅剩下1600人。

紅五軍團在掩護軍委縱隊安全的同時，還要掩護第八、第九軍團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動。紅五軍團第34師一直擔負中央紅軍的后衛任務，在軍委縱隊全部渡過湘江之后，被阻止在湘江東岸，最后彈盡糧絕，大部壯烈犧牲。師長陳樹湘腹部中彈，在昏迷中被俘。他躺在擔架上，從腹部的傷口處把自己的腸子掏出來扯斷，壯烈犧牲。

到12月1日下午5時30分，軍委縱隊全部渡過湘江。經此一戰，中央紅軍由蘇區出發時的8.6萬人銳減到3萬余人。中國工農紅軍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中國革命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重創。

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配合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中央派出了兩支隊伍。周恩來稱他們，“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

1934年7月6日，紅七軍團3個師共6000余人，在軍團長尋淮洲、政委樂少華、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組成“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沖破兩道封鎖線之后，進入閩浙贛蘇區，企圖調動敵“圍剿”部隊回援，以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1934年11月4日，根據中革軍委的命令，紅七軍團與紅十軍會合后，合編為紅十軍團。12月14日，在譚家橋戰役中，尋淮洲壯烈犧牲。12月20日，紅十軍團在懷玉山陷入敵軍重圍。1935年1月16日，粟裕、劉英等率領800多名官兵突出重圍，方志敏被俘，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義。紅十軍團余部在粟裕、劉英率領下，突破重圍。轉戰到浙南，開辟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發布《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任弼時、蕭克、王震領導紅六軍團撤離湘贛根據地，轉移到湖南中部開展游擊戰爭。8月7日，紅六軍團開始戰略轉移。10月24日，紅六軍團各部轉戰80余天、行程5000里之后，與賀龍領導的紅三軍主力在貴州省印江縣的木黃會師。10月26日，在四川省酉陽縣南腰界舉行慶祝大會。兩支部隊會師后進行整編，紅三軍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委，蕭克續任紅六軍團軍團長，王震任政委。11月24日，中革軍委來電，要求兩個軍團深入湖南中部和西部，最大限度地調動湖南境內的國民黨軍隊，以減輕中央紅軍方向的軍事壓力。長征路上，中央紅軍曾試圖與他們會合，但這條路已被國民黨軍隊嚴密封鎖、無法走通。

在中央紅軍長征前后，其他紅軍也進行了軍事轉移。紅四方面軍從鄂豫皖根據地撤離后，1933年1月到達四川北部與陜西、甘肅的交界處，建立了川陜革命根據地。1933年9月，20萬川軍“圍剿”川陜根據地，紅四方面軍奮起反擊，至1934年2月，雙方在戰場上形成僵局。1934年6月，20萬川軍向萬源發動進攻，這是關系川陜根據地紅軍生死存亡的最后一戰，紅四方面軍5個軍參加了這場空前慘烈的戰斗。8月份，紅四方面軍發動總反攻，采取猛烈攻擊和長距離迂回戰術，使川軍全線崩潰。1934年底，萬源保衛戰結束，紅四方面軍在槍林彈雨中生存下來，下一步將迎接更嚴峻的戰斗。

1934年11月11日，在敵軍進行圍攻的情況下，中共鄂豫皖省委決定紅25軍主力從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轉到外線開辟新的根據地。11月16日，在程子華、吳煥先、徐海東領導下，紅25軍對外稱“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西越平漢路，進入桐柏山區，開始西征。他們一路拼殺，轉移伏牛山，奔襲紫荊關，北出終南山，翻越六盤山，于1935年9月15日到達陜西省延川縣永坪鎮，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紅27軍會合，共同為后來的中央紅軍開辟了一塊落腳的根據地。

與此同時，黨領導的其他武裝力量也在積極開展活動。11月7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一軍正式成立，楊靖宇為軍長兼政委。此后不久，又先后成立了東北人民革命軍第二、三、六軍和東北抗日同盟軍第四軍、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湯原游擊總隊等。這些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后來成為東北抗日聯軍的基本武裝力量。

湘江戰役使紅軍遭受了重大損失，廣大干部、戰士對中央軍事指揮錯誤的不滿達到頂點。這時，毛澤東在與張聞天、王稼祥反復交換意見之中，做通了他們的工作，得到了他們的支持。毛澤東后來說：“在長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來我實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觀點。又通過王稼祥，做了張聞天的工作。”

1934年12月12日，中央領導人召開通道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李德主張從通道向北，與轉戰在湖南西部的賀龍、蕭克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毛澤東堅決反對，認為國民黨軍隊已在那個方向部署重兵，力主西進，向敵軍薄弱的貴州進軍。這個建議得到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的支持。通道會議的當天，中革軍委向各軍團發布了西進貴州的命令。這是近一年多來中共中央第一次集體否決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的意見，毛澤東第一次在中央高層會議上獲得多數贊成。

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開黎平會議。周恩來以主持者的身份，采納了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想法，西進渡烏江北上。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提出“新的根據地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至此，紅軍的行軍方向從根本上扭轉了。6天后，中央紅軍向遵義方向移動。

1934年最后一天，中央政治局召開猴場會議。博古、李德企圖否定黎平會議的決定，與會者認為，黎平會議的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無條件地執行。會議作出《中央政治局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關于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作報告”，實際上取消了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上面這三次會議，為即將召開的遵義會議作了重要準備。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隨后召開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中國革命即將翻開嶄新的歷史篇章。